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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序《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:簡莉穎劇本集3》


生於憂患,死於安樂

紀大偉

(《同志文學史》作者,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)



  「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」,《孟子》的名言。這句話剛好可以描述同志的生命,以及同志生命的文化呈現。一如其他社會弱勢,例如處於階級弱勢的窮人和處於種族弱勢的黑人,同志飽受社會的種種不平等待遇,活得很辛苦。我說同志「生於憂患」,也有這個意思。不過,同志也跟其他社會弱勢人口不大相同:各種社會弱勢都免不了跟死亡共舞的名聲,但是幾乎只有同志享有縱慾而死的惡名。人們愛說,窮人和黑人就是為了找樂子而沈迷菸酒,因而陷入健康危機。人們也愛說,同志為了追求肉慾的快樂,要不是故意捨棄保險套,就是故意耽溺禁藥,結果招致死神的青睞。也就是說,人們想像同志為了性快感不惜賠上生命代價。我說同志「死於安樂」,也有這個意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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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當然我要澄清,八卦呈現的同志面貌,絕非百分之百符合事實。但,八卦不是真相,卻締造真相的「效果」:就像人工色素一樣,比真實食材更具食物本色。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的芥川賞得獎小說《狗女婿上門》,就展示出八卦和縱慾者的關係。小說中,一批社區媽媽謠傳,某個神秘型男竟然男女通殺,像狗一樣愛吃情人的菊花。這篇小說從未證實社區媽媽的八卦是否真實,但小說讀者已經無法刪除腦中畫面:型男就是雙性戀賞菊高手喔。事實上,社會大眾(包括同志自己人在內)對於同志情慾生活的理解,本來就主要來自於謠言(以及謠言的近親,吹牛、誇大、說謊等等),而不是來自於第一手的現場觀察。民眾甚至不可能從同志色情片認識同志情慾的真相,因為任何色情片的本質都是吹牛、誇大、謊言,絕非可信的真實。真實,本來就遙不可及。只要重讀白先勇《孽子》,我們也會發現:小說主人翁阿青對於玻璃圈重大事件的認知,往往來自於新公園裡的道聽塗說,例如「龍子阿鳳」奇緣,卻很少來自他本人目擊。


  劇作家簡莉穎的《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》(以下簡稱《馬密》)就處在生於憂患、死於安樂的同志文學傳統中,而且一如諸多同志文學前輩,由各種不可靠的小道消息交錯組成情慾的寶殿。我要承認,身為文學史研究者的我把《馬密》劇本放在同志文學傳統來看,而不是放入表演藝術的脈絡來看。不過,幸好早在2017年、2019年《馬密》公演前前後後,許多劇場工作者以及戲劇學者已經在網路平台、學術刊物,精彩討論現場演出。既然針對三次元空間的表演已經累積多篇剖析,那麼我就可以放心只談二次元空間的劇本。


  《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》這個字數很多的劇名,疊滿關鍵詞。既有的討論質問:誰是「叛徒」?什麼是「回憶錄」?為何要加上「可能」來修飾「回憶錄」?彷彿整個劇名只有「馬密」這個人名不需要被追問。但我這個人向來後知後覺,偏偏卡在「馬密」這個名字上面。我在觀看《馬密》這齣戲之前,預期劇名的「馬密」應該影射「大衛馬密」(David Mamet)這位影劇界名人。看了戲才發現,劇中「馬密」似乎跟大衛馬密無關。全劇的重點在於台灣同志社群過去二、三十年的傷痛。


  乍看之下,主人翁馬密堪稱叛徒:為了讓愛滋同志互相培力,因此組成愛滋感染者互助團體的馬密,竟然引狼入室,把警察帶入私下舉辦的同志派對,導致自己人被污衊、被消費。但是,馬密似乎也可以宣稱自己慘遭背叛吧?他努力維持愛滋同志「被去性化」潔身自愛形象,但是他的親密自己人卻一再投入足以讓愛滋同志「被再性化」、「被過度性化」的肉慾道場。馬密的同志人際網絡,可說是由「聖人罪人、節婦婊子」以及「昨是今非、今是昨非」這兩條經緯構成。同志的桃花花期特別長,可以從少女時代一路開到為人祖母的年紀(祖母的桃花有多少,詳見《阿媽的女朋友》這本口述歷史)。這麼長的花期,是特權也是詛咒:有同志全身投入花期,樂於當罪人當婊子,也不要無花空折枝;也有同志避諱桃花,寧可當聖人當節婦,榨乾自己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剩餘價值。進行這兩種選擇的同志互相看不順眼,但是他們其實處於一體的兩面:正是因為同志的生命跟死亡驅力密不可分,所以前一種同志才拼命在慾海玩火、證明自己不怕死,但是另一種同志卻將性慾加以昇華,否認死神終要降臨。更多同志並不是處於兩極,而是在兩邊之間徘徊,想要守節卻又怕無彩,想要淫蕩卻又怕罪惡感。類似的矛盾心態在愛滋劇場的前作《美國天使》等等出現,甚至也在本土女同志小說《逆女》露臉:在這本1996年獲得皇冠百萬大獎的小說中,女主角突然罹患奇異重病,便以為自己進入同性戀圈子,就免不了愛滋襲擊。後來才發現,她的絕症跟愛滋無關。


  今日讀者或許覺得《逆女》的女主角想太多,但是長久以來,許多台灣同志人口——包括沒有任何性經驗的同志——都曾經擔心自己感染愛滋、死於愛滋。因為過度擔心愛滋,缺乏性接觸的同志頻繁驗血,不少性生活豐富的趴場老手反而畏懼任何一次篩檢——簡直是「該來的不來,不該來的卻來了」定律。愛滋導致的心病,並非只為愛滋感染者帶來困擾,也為全體社會蓋上烏雲。《馬密》的眾生,不管性別,不管性生活頻率,都是愛滋陰影底下的當事人。在《馬密》裡頭,沒有人只是小龍套:劇中那些看似沈迷八卦的小人物,也像《狗女婿上門》的社區媽媽一樣,像是《孽子》的眾多長老一樣,都製造了足以發揮真相「效果」的謠言。


  《馬密》安排一名年輕女子拍攝紀錄片,回首馬密等人不堪的往事。紀錄片總是最新進也最懷舊:它在拍攝的那一刻啟用最時尚的科技,動用的科技卻在拍攝之後立即折舊。用紀錄片收攏《馬密》新舊交替、生死交錯的記憶碎片,成果也就突顯得更加怵目驚心。波赫士的短篇名作「英雄與叛徒的主題」中,一個政治組織發現某個去世的聞人竟是叛徒,但是他們卻決定扭曲事實,說聞人其實死於英雄事蹟,以便把一盤政局的死棋玩成活棋。本土同志公開發聲三、四十年來,圈內圈外也不乏豬羊變色的誇張腳本。許多當今支持同志的政商名人,都曾經發表不利同志的言論;有些在同志圈喊水就會結凍的昔日名嘴,如今卻為某些打壓同志人權的勢力抬轎,因而淪為同志社群的黑名單。我提出昨是今非、今是昨非這個歷史常數,並不是要提倡犬儒的厭世態度,而是要大家平靜看待人人都可能翻臉如翻書的事實。正因為人人都有大幅改變的潛力,所以昔日的陌生人才得以紛紛變成同志的盟友,所以同志紅人花榜才得以頻繁換季。


  《馬密》的既有討論,大致將《馬密》置入愛滋劇場的版圖來看,用zoom in的方式檢視《馬密》如何再現愛滋相關人事物。但我選擇用zoom out的方式看待《馬密》,把目光從愛滋劇場的系譜,轉向同志文學的全景。我選擇zoom out而不zoom in,並不是因為愛滋不甚重要,而是因為愛滋茲事體大。愛滋絕對不僅僅牽涉當事人而已,反而足以推動時代氛圍。我在《同志文學史:台灣的發明》強調,台灣同志文學在1990年代大放異彩,不應該歸功於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,而應該歸功於民間在1980年代初面對愛滋疫情的作為。國內外論述很習慣將解嚴這回事當作變魔術,彷彿解嚴前民間奄奄一息、解嚴後民間才變得虎虎生風。這種流行的說法高估了政府的功勞,並且低估了民間的貢獻。事實上,正是因為民間人士、黨外人士冒著淪為政治犯的風險,一再刺激國民黨政府進行改變,蔣經國才會勉為其難解除戒嚴。同時,正是因為美國爆發愛滋疫情,造成全球恐慌,台灣民間人士才冒著被出櫃、被污名化、以及被警察盯上的風險,在1980年代初期挺身而出,勸說各界諒解同志。他們進行勸說的場域多元,有些人忙著留下文字紀錄,成為同志文學的養分,但還有更多人在街頭巷尾流汗,無暇寫字,也就沒有被人記得。由愛滋恐慌觸發、未必訴諸於文字的民間力量,才是同志文學得以在1990年代起飛的基礎。


  說起來,同志文學也是生於憂患、死於安樂這句話的一種體現:因為愛滋帶來憂患,有志之士被迫追求生路,同志文學才因此獲得生命力;等到各界覺得同志安居樂業、毫無苦惱的時候,同志文學恐怕反而就要無以為繼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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